3、[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0-22, 25, 117, 131.

一、引言

不平等带来的种种不幸，一方面不断被现代社会的批判者揭示，另一方面也持续由现代人承受。对个体而言，不平等意味着种族、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常常转化为区分其社会等级的依据。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既将各国的劳动力卷入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也由此塑造了不同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平等成为了一种有吸引力的价值追求。

《平等》英文书封

《平等：其含义及重要性》（Equality: What It Means and Why It Matters，下文简称《平等》）于2025年1月在Polity出版。本书记录了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2024年进行的一场对谈，并呈现了两位学者在理解平等问题时形成的共识与张力。虽然皮凯蒂与桑德尔都明确支持平等，但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他们关注的重心有所不同。桑德尔坚持社群主义，强调人们应当在共同体中彼此承担道德责任。他批判现代精英主义对失败者的羞辱，以及精英的傲慢对社会团结的破坏。相比之下，皮凯蒂更关心不平等的历史与现实，通过揭示财富分配集中、当代税收累进性下降的历史趋势，来分析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不过，在对谈中，两位学者通过再分配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案达成了共识。皮凯蒂希望通过完善各国税制、推动全球共同财政来优化收入分配，而桑德尔则主张以运气均等与社群团结为基础，实现政治权力的公正配置。直觉上，这类再分配方案似乎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平等的恶果：提高税收累进性可以缩小收入差距，而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也有助于实现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但是，这类方案的前提似乎始终是不平等的存在。也就是说，再分配看上去并不能克服不平等，而只能在其框架内进行调节不平等的结果。然而，对不平等的调节能否解决不平等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再分配对于追求平等而言是更可能且可欲的？

在《平等》一书中，皮凯蒂和桑德尔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平等在现代的意义、讨论它为何重要，进而从经济、政治和国际秩序三个层面提出应对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桑德尔和皮凯蒂最终将改善不平等的希望寄托于不同层次的再分配方案，既为读者提供了再分配方案的可能图景，也为反思再分配方案提供了分析材料。不过，他们的再分配方案如果真的用于解决不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其实现动力才能调和这一方案的内在矛盾。而将人民的能动性纳入对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中，或许既符合其理论传统，也有助于弥补论证缺陷。

二、从不平等问题到再分配方案

对谈伊始，皮凯蒂和桑德尔就在平等的重要性及其内涵上达成了共识。两位学者一致认为，平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平等会造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且这个结果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而平等的内容，则包括基本善（basic goods）的获取、政治参与和尊严的实现。其中，基本善是指人们无论身处何种社会地位都需要的东西，如权利、自由和自尊等。桑德尔就此进一步追问皮凯蒂平等的各项内容之间是否存在重叠。皮凯蒂认为，平等的内容是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代替的。这是因为，历史上，更加包容、带有平等主义色彩的社会经济制度不仅促进了经济繁荣，也有助于实现人的尊严。但是，面对不平等的现实问题，皮凯蒂指出了这些制度在当代所表现出的局限：一方面，教育资源对于人们获取基本善来说愈发重要，但这又与现实中不公正的教育系统相矛盾；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在历史上的成功也源于全球北方发展过程中对全球南方资源的攫取，而全球南方的发展将削弱全球北方国家的一贯优势。如果平等因其可以拒绝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而值得追求，那么面对不平等的现实与既有平等主义制度的局限，推进什么方案才有望实现平等呢？

第二章和第三章对通过再分配和去商品化实现平等的方案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桑德尔认为，皮凯蒂的论述中既体现了像提高税收累进性这样侧重于再分配的方案，也存在去商品化的潜在倾向，那么用哪种方式解决不平等问题更好呢？对此，皮凯蒂跳出思想实验的真空，认为20世纪美国教育的普及体现了去商品化的积极意义，而这又依赖于对富人采用更高的税率。所以，再分配方案可以促成去商品化的结果。又因为商品化逻辑塑造了优绩主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等现实的不平等问题，那么去商品化有望使人们更加关注教育、工作等活动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从而消解不平等的恶果。对“去商品化”的追求实际上体现了社会民主的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在当代却遇到了挑战。这种挑战直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公共服务供给没有随着需求的持续增长而扩张。同时，不充分的投票权显示出政治参与和民主水平依然不足。从全球范围看，社会民主的成功对全球南方的依赖也意味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将对社会民主造成威胁。所以，要真正克服不平等，就必须应对政治参与受限和全球南方兴起这两方面的挑战，进而改善再分配机制、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发挥去商品化的作用从而实现平等。由此，恢复社会民主传统以再分配缓解不平等的方案基本得以确立。

在随后的章节中，两位学者将收入再分配的方案延伸至政治与国际秩序层面，探讨如何克服相应的障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有利于提高民主水平，但是又遇到了精英政治、民粹主义和政治认同三个层面的问题。对此，两位学者也讨论了三个方面的解决方案。首先，精英政治会破坏社会的团结和平等，因而在高等学校入学名额分配与政治选举中借鉴抽签制，可以增加精英群体的多样性并削弱精英的傲慢。其次，两位学者都认为应当认识到民粹主义中有强调权力为底层人民行使与重塑民主实践的积极面向，因为民粹主义的负面意义实际上是对民主解放、民众自治的恐惧。最后，面对左翼力量在政治认同上的混乱，两位学者一致认为不同意识形态应该在民主的讨论中实现相互竞争。而且，考虑到左翼似乎未能就全球化下产业转移与失业问题给出有吸引力的主张，那么左翼或许应该通过强调爱国主义和社区参与来回应民众的诉求。

而在国际秩序层面，基于社会联邦主义（social federalism）实现全球范围的再分配机制被视作克服不平等问题的有效方案。其中，社会联邦主义意图在区域或跨国层面建立民主化的共同财政与再分配制度，用来对抗全球的资本逃逸问题及其不平等后果。这是因为，全球化过程的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既给资本外逃以避税的空间，又使政府能够以“留住资本”为由，合理化其在提高税收累进性上的不作为，而由此引起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又因难民的到来得到掩饰。同时，等待国际共识的形成是困难的，而如果全球北方无法与全球南方建立合作，地缘政治对手可能恶化全球北方国家的处境。所以，有必要通过普遍主权主义（universalist sovereignism）实现社会联邦主义的主张，即应当支持大国的单边行动来实现对全球资本的管制、推进对全球的共同累进税制进而促进国际合作。具体到以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的气候问题方面，皮凯蒂主张应该在建立社会联邦主义秩序的基础上，对各国资本征收重税，并将财政收入再分配给世界各国，以保障它们拥有推进绿色转型的资金。

三、皮凯蒂和桑德尔再分配方案的缺陷

（一）再分配方案缺乏可行性

两位学者的讨论最终指向三个层面的再分配方案，但这些方案都不具备充分的可行性。首先，经济和政治的再分配方案忽略了特定制度传统的实践有其物质基础。在经济层面，如果更累进的税收能够为公共服务提供充分的资金，就必须以充足的资本积累为前提，然而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并非服务于公共利益。这说明，具有平等主义色彩的再分配制度要求国家和政府对资本形成有力的控制。不幸的是，在政治层面的权力再分配方案同样不可行。抽签制虽然存在于雅典民主的传统，然而却未必能够取代现实政治过程的具体制度。因为现实的精英政治同样有宪法作为正当性象征，代议制民主也在形式上满足职位开放、机会公平的正当性要求，因而和抽签制一样有具有正当性上的吸引力。并且，这些现实的民主制度还依赖精英通过掌握社会资源和制度优势来维持，那么这些已经掌握权力的人，自然倾向于选择能够更有效地维持自身优势地位的政治参与机制，而不是突然凭良心选择抽签制。

全球层面的再分配方案则忽略了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实质地追求和维持社会联邦主义。两位学者认为，以大国单边行动促进国际合作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全球南方的崛起将会引发地缘政治的竞争，最终将成为对全球北方的压力。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全球北方国家同样可能主动压制全球南方的崛起以保护其既有利益，这在某些层面上甚至可以维护曾经有利于坚持社会民主传统的国际秩序。而即便皮凯蒂的方案能够被提上政治议程，满足于从资本家手中分一杯羹的工人贵族，或许也没有理由想要更大程度地削弱能给自己带来优于发展中国家工人利益的资本力量。而普遍主权主义与社会联邦主义的同情者或许会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对普遍主权的抵触，不过反而证明了全球治理需要更多在全球范围有强制力的制度。即便这些制度暂时不公，也可以等待各国在实践中改进这些制度、实现更公正的国际秩序。[1]然而，如果扩张民主和建立更强有力的全球制度已然产生矛盾，在有限主权的情况下尚且无法脱离帝国主义桎梏的全球南方国家，似乎只会在普遍主权主义下面临更严峻的发展挑战。

（二）以不平等为基础的再分配

上一小节表明，两位学者得出的再分配方案并不可行，而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论证，即便这些方案真的得以实现，再分配似乎也无法改变不平等问题。一方面，经济层面和全球范围的再分配方案，无法阻止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从一国内部看，累进性税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但是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再分配方案的支持者也许会说，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再分配促成了有利于实现经济平等的“福利国家”。然而，这种“平等”主要局限于男性工人群体，缺乏对妇女等群体的覆盖，从而维系了性别化的家庭结构，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结构，也服务于满足资本积累对社会稳定与家庭结构的要求。[2]因此，如果不改变维系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社会关系，福利制度实际上无法真正解决不平等问题，只能转移问题的焦点。

从全球范围看，即便通过限制资本流动或对富人征收重税来调节分配，也无法撼动发达国家控制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中国家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国际经济格局。诚然，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分配有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资金或资本。但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并非单纯的资金短缺，也无法靠补足资金来解决。不平等交换的存在，意味着各国需要培育自主发展、提高创造和利用经济剩余的能力，才能真正克服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制约。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表明，不改变资本主义秩序的再分配方案，未能触及经济与国际秩序不平等问题生成的内在动力，其实质效果注定有限。

另一方面，政治层面的再分配方案同样会维持不平等。首先，对精英的傲慢加以道德约束或许无法如桑德尔所希望那样有效。精英的傲慢以其在获取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为现实基础，如果不能改变其社会地位，社会反而可能基于德福相配的观念合法化精英特权的存在。与之类似，虽然一个更公正的教育体系有望缓解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但只要教育仍被用于区分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那么即便抽签制能在一定时期内提高精英群体内部的多样性，也无法真正改变精英群体和大众群体在社会地位上的鸿沟。其次，主张意识形态之间的民主辩论或许存在对竞争性政治的美化。竞争性政治未必自发带来包容和共识，相反，包容和共识要求降低竞争的烈度，否则持不同意见的各方可能在主观主义中自缚手脚。现实中，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政治极化的趋势加强与政党碎片化日渐普遍等现象恰恰表明，政治场域的不同观点的竞争事实上加剧。而如果竞争的加剧已经为西方的民主传统与左翼的团结带来挑战，似乎没有理由轻易相信竞争的持续加剧就可以克服这些问题。

四、在现实与传统中发现平等的希望

尽管桑德尔与皮凯蒂所提出的再分配方案在可行性存在缺陷，也难以直接克服不平等的生成机制，但这些缺陷也提示了一条更有潜力的论证路径。如果说对平等的追求以及社群主义传统共同拒绝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人的抽象理解，那么当再分配的制度设计再次将人还原为需要通过平均资源或机会来实现其生活内在价值的存在时，便以违背初衷的姿态忽略了这些制度究竟服务于谁、依赖于何种社会关系与现实基础。这种矛盾不仅削弱了再分配方案的可行性，也可能在规范意义上背离其对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关切。进一步说，再分配当然可能为社群团结提供有利的物质条件，但问题在于，当这种团结坍缩为一种由理论家代为规定的均衡状态，它就无法蕴含社群团结实质需要的公共支持。由此可见，一种能够克服不平等问题的再分配方案，不仅需要增强人民的能动性，更应当源自政治公共性的实践，使平等与团结成为实践形成的社会关系，而非特定分配关系下的规范目标。因此，如果再分配意在真正从规范与现实层面一致地克服不平等问题，其设计与作用便不应止于结果层面的平均，而必须在人民的主动支持下，变革那些维持不平等现状的社会关系及其形成过程。

而将发挥人民的能动性作为再分配方案的实现动力，不仅能调和论证的矛盾，也使其主张更契合他们所延续的共和主义传统。承袭了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现代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批判，卢梭在论证社会契约的形成过程时，要求每个人都处于向全体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的平等地位，也主张订立社会契约实际上是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对自己只构成其中一部分的全体订约。而当全体个人结合形成的公共人格是主动的，这个公共人格便是不受那些不得违背的根本法律所约束的主权者。据此，要让公共人格在维护或建立一定社会秩序时表现出主动性，就需要共同体中构成公共人格的全体人民发挥能动性。

不过，熟悉卢梭作品的读者，或许又能从其论述中找到不必发挥人民主动性的理由。既然“服从公意只是迫使人自由”[3]，那么再分配方案只要得到公意承认就是应当实现的，无关人民自觉与否。然而，为什么要等待共同体成员一致利益的自然发生，而不能在既有方案之外主动探寻新的出路？人民作为臣民的一面服从于主权者一面来得到的自由，也许未必与人民主动寻求新的一致利益相矛盾。实际上，卢梭自己的论证似乎本就有支持发挥人民能动性与政治公共性的潜力：

“和平、团结、平等是政治上一切尔虞我诈的敌人……当我们看到全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那里，一群群的农民在橡树底下规划国家大事，而且总是处理得非常明智；这时候，我们能不鄙视其他那些以种种伎俩和玄虚使得自己声名远扬而又悲惨不堪的国家的精明吗？”[3]

也许有读者会认为，这不过是体现了卢梭主张小国寡民的倾向。但是，如果考虑到卢梭也为小国寡民之外的社会形式留下了论证空间，将其解读为卢梭对小国寡民的偏爱或许并不公允。相反，对于关心人的知识、拒绝不平等的恶果的卢梭来说，强调人民的能动性，才是对卢梭类似论述更连贯的解释。而在实践层面，这说明人民对再分配方案的主动参与，和卢梭的理论传统一脉相承。也就是说，对于改进皮凯蒂和桑德尔的再分配方案而言，强调人民主动性不仅要求制度保障民众自治，更要求团结人民并使其主动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所以，在论证再分配方案时，重新考虑如何团结人民、使人民主动参与其中，不仅可能使得两位学者的方案更具说服力，也更能体现两位学者所认可的讨论传统。

五、小结

在《平等》一书中，桑德尔和皮凯蒂的对谈最终使他们将克服不平等的希望置于再分配的方案上。但是，他们忽略了不平等问题的现实基础与其主张的实现条件，因而其再分配方案不仅没有动力改变现实的不平等问题，还会维系不平等的形成过程，因而无法真正解决不平等问题。对再分配方案实现动力的忽略，是桑德尔和皮凯蒂的再分配方案既希望回应现实问题又难以发挥实际作用的原因。团结人民、促使人民主动地克服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或许是实现两位学者所提出的再分配方案的条件，因为既得利益者没有理由抛弃自己的优势以及有利于维护这些优势的资本主义秩序。引入让人民自觉克服不平等问题的论证，也能真正合乎两位学者认可的讨论传统。在这一意义上，皮凯蒂和桑德尔的这场对谈与其说回答了原书名提出的问题，不如说是在邀请读者重新思考要同谁一道来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或许这本书引发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更多，但在这些未尽之处，更有可能应对复杂现实问题的出路将要被发现。

注释：

1、Nagel T. The problem of global justice[J]. & Pub. Aff., 2005, 33: 113.

2、MUNRO, KIRSTIN.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Bourgeois Family-Household"[J]. Science & Society, 2021, 85(2): 199-206.

3、[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0-22, 25, 117, 131.

3、[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0-22, 25, 117, 131.

一、引言

不平等带来的种种不幸，一方面不断被现代社会的批判者揭示，另一方面也持续由现代人承受。对个体而言，不平等意味着种族、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常常转化为区分其社会等级的依据。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既将各国的劳动力卷入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也由此塑造了不同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平等成为了一种有吸引力的价值追求。

《平等》英文书封

《平等：其含义及重要性》（Equality: What It Means and Why It Matters，下文简称《平等》）于2025年1月在Polity出版。本书记录了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2024年进行的一场对谈，并呈现了两位学者在理解平等问题时形成的共识与张力。虽然皮凯蒂与桑德尔都明确支持平等，但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他们关注的重心有所不同。桑德尔坚持社群主义，强调人们应当在共同体中彼此承担道德责任。他批判现代精英主义对失败者的羞辱，以及精英的傲慢对社会团结的破坏。相比之下，皮凯蒂更关心不平等的历史与现实，通过揭示财富分配集中、当代税收累进性下降的历史趋势，来分析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不过，在对谈中，两位学者通过再分配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案达成了共识。皮凯蒂希望通过完善各国税制、推动全球共同财政来优化收入分配，而桑德尔则主张以运气均等与社群团结为基础，实现政治权力的公正配置。直觉上，这类再分配方案似乎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平等的恶果：提高税收累进性可以缩小收入差距，而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也有助于实现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但是，这类方案的前提似乎始终是不平等的存在。也就是说，再分配看上去并不能克服不平等，而只能在其框架内进行调节不平等的结果。然而，对不平等的调节能否解决不平等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再分配对于追求平等而言是更可能且可欲的？

在《平等》一书中，皮凯蒂和桑德尔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平等在现代的意义、讨论它为何重要，进而从经济、政治和国际秩序三个层面提出应对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桑德尔和皮凯蒂最终将改善不平等的希望寄托于不同层次的再分配方案，既为读者提供了再分配方案的可能图景，也为反思再分配方案提供了分析材料。不过，他们的再分配方案如果真的用于解决不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其实现动力才能调和这一方案的内在矛盾。而将人民的能动性纳入对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中，或许既符合其理论传统，也有助于弥补论证缺陷。

二、从不平等问题到再分配方案

对谈伊始，皮凯蒂和桑德尔就在平等的重要性及其内涵上达成了共识。两位学者一致认为，平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平等会造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且这个结果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而平等的内容，则包括基本善（basic goods）的获取、政治参与和尊严的实现。其中，基本善是指人们无论身处何种社会地位都需要的东西，如权利、自由和自尊等。桑德尔就此进一步追问皮凯蒂平等的各项内容之间是否存在重叠。皮凯蒂认为，平等的内容是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代替的。这是因为，历史上，更加包容、带有平等主义色彩的社会经济制度不仅促进了经济繁荣，也有助于实现人的尊严。但是，面对不平等的现实问题，皮凯蒂指出了这些制度在当代所表现出的局限：一方面，教育资源对于人们获取基本善来说愈发重要，但这又与现实中不公正的教育系统相矛盾；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在历史上的成功也源于全球北方发展过程中对全球南方资源的攫取，而全球南方的发展将削弱全球北方国家的一贯优势。如果平等因其可以拒绝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而值得追求，那么面对不平等的现实与既有平等主义制度的局限，推进什么方案才有望实现平等呢？

第二章和第三章对通过再分配和去商品化实现平等的方案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桑德尔认为，皮凯蒂的论述中既体现了像提高税收累进性这样侧重于再分配的方案，也存在去商品化的潜在倾向，那么用哪种方式解决不平等问题更好呢？对此，皮凯蒂跳出思想实验的真空，认为20世纪美国教育的普及体现了去商品化的积极意义，而这又依赖于对富人采用更高的税率。所以，再分配方案可以促成去商品化的结果。又因为商品化逻辑塑造了优绩主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等现实的不平等问题，那么去商品化有望使人们更加关注教育、工作等活动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从而消解不平等的恶果。对“去商品化”的追求实际上体现了社会民主的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在当代却遇到了挑战。这种挑战直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公共服务供给没有随着需求的持续增长而扩张。同时，不充分的投票权显示出政治参与和民主水平依然不足。从全球范围看，社会民主的成功对全球南方的依赖也意味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将对社会民主造成威胁。所以，要真正克服不平等，就必须应对政治参与受限和全球南方兴起这两方面的挑战，进而改善再分配机制、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发挥去商品化的作用从而实现平等。由此，恢复社会民主传统以再分配缓解不平等的方案基本得以确立。

在随后的章节中，两位学者将收入再分配的方案延伸至政治与国际秩序层面，探讨如何克服相应的障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有利于提高民主水平，但是又遇到了精英政治、民粹主义和政治认同三个层面的问题。对此，两位学者也讨论了三个方面的解决方案。首先，精英政治会破坏社会的团结和平等，因而在高等学校入学名额分配与政治选举中借鉴抽签制，可以增加精英群体的多样性并削弱精英的傲慢。其次，两位学者都认为应当认识到民粹主义中有强调权力为底层人民行使与重塑民主实践的积极面向，因为民粹主义的负面意义实际上是对民主解放、民众自治的恐惧。最后，面对左翼力量在政治认同上的混乱，两位学者一致认为不同意识形态应该在民主的讨论中实现相互竞争。而且，考虑到左翼似乎未能就全球化下产业转移与失业问题给出有吸引力的主张，那么左翼或许应该通过强调爱国主义和社区参与来回应民众的诉求。

而在国际秩序层面，基于社会联邦主义（social federalism）实现全球范围的再分配机制被视作克服不平等问题的有效方案。其中，社会联邦主义意图在区域或跨国层面建立民主化的共同财政与再分配制度，用来对抗全球的资本逃逸问题及其不平等后果。这是因为，全球化过程的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既给资本外逃以避税的空间，又使政府能够以“留住资本”为由，合理化其在提高税收累进性上的不作为，而由此引起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又因难民的到来得到掩饰。同时，等待国际共识的形成是困难的，而如果全球北方无法与全球南方建立合作，地缘政治对手可能恶化全球北方国家的处境。所以，有必要通过普遍主权主义（universalist sovereignism）实现社会联邦主义的主张，即应当支持大国的单边行动来实现对全球资本的管制、推进对全球的共同累进税制进而促进国际合作。具体到以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的气候问题方面，皮凯蒂主张应该在建立社会联邦主义秩序的基础上，对各国资本征收重税，并将财政收入再分配给世界各国，以保障它们拥有推进绿色转型的资金。

三、皮凯蒂和桑德尔再分配方案的缺陷

（一）再分配方案缺乏可行性

两位学者的讨论最终指向三个层面的再分配方案，但这些方案都不具备充分的可行性。首先，经济和政治的再分配方案忽略了特定制度传统的实践有其物质基础。在经济层面，如果更累进的税收能够为公共服务提供充分的资金，就必须以充足的资本积累为前提，然而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并非服务于公共利益。这说明，具有平等主义色彩的再分配制度要求国家和政府对资本形成有力的控制。不幸的是，在政治层面的权力再分配方案同样不可行。抽签制虽然存在于雅典民主的传统，然而却未必能够取代现实政治过程的具体制度。因为现实的精英政治同样有宪法作为正当性象征，代议制民主也在形式上满足职位开放、机会公平的正当性要求，因而和抽签制一样有具有正当性上的吸引力。并且，这些现实的民主制度还依赖精英通过掌握社会资源和制度优势来维持，那么这些已经掌握权力的人，自然倾向于选择能够更有效地维持自身优势地位的政治参与机制，而不是突然凭良心选择抽签制。

全球层面的再分配方案则忽略了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实质地追求和维持社会联邦主义。两位学者认为，以大国单边行动促进国际合作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全球南方的崛起将会引发地缘政治的竞争，最终将成为对全球北方的压力。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全球北方国家同样可能主动压制全球南方的崛起以保护其既有利益，这在某些层面上甚至可以维护曾经有利于坚持社会民主传统的国际秩序。而即便皮凯蒂的方案能够被提上政治议程，满足于从资本家手中分一杯羹的工人贵族，或许也没有理由想要更大程度地削弱能给自己带来优于发展中国家工人利益的资本力量。而普遍主权主义与社会联邦主义的同情者或许会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对普遍主权的抵触，不过反而证明了全球治理需要更多在全球范围有强制力的制度。即便这些制度暂时不公，也可以等待各国在实践中改进这些制度、实现更公正的国际秩序。[1]然而，如果扩张民主和建立更强有力的全球制度已然产生矛盾，在有限主权的情况下尚且无法脱离帝国主义桎梏的全球南方国家，似乎只会在普遍主权主义下面临更严峻的发展挑战。

（二）以不平等为基础的再分配

上一小节表明，两位学者得出的再分配方案并不可行，而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论证，即便这些方案真的得以实现，再分配似乎也无法改变不平等问题。一方面，经济层面和全球范围的再分配方案，无法阻止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从一国内部看，累进性税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但是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再分配方案的支持者也许会说，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再分配促成了有利于实现经济平等的“福利国家”。然而，这种“平等”主要局限于男性工人群体，缺乏对妇女等群体的覆盖，从而维系了性别化的家庭结构，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结构，也服务于满足资本积累对社会稳定与家庭结构的要求。[2]因此，如果不改变维系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社会关系，福利制度实际上无法真正解决不平等问题，只能转移问题的焦点。

从全球范围看，即便通过限制资本流动或对富人征收重税来调节分配，也无法撼动发达国家控制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中国家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国际经济格局。诚然，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分配有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资金或资本。但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并非单纯的资金短缺，也无法靠补足资金来解决。不平等交换的存在，意味着各国需要培育自主发展、提高创造和利用经济剩余的能力，才能真正克服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制约。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表明，不改变资本主义秩序的再分配方案，未能触及经济与国际秩序不平等问题生成的内在动力，其实质效果注定有限。

另一方面，政治层面的再分配方案同样会维持不平等。首先，对精英的傲慢加以道德约束或许无法如桑德尔所希望那样有效。精英的傲慢以其在获取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为现实基础，如果不能改变其社会地位，社会反而可能基于德福相配的观念合法化精英特权的存在。与之类似，虽然一个更公正的教育体系有望缓解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但只要教育仍被用于区分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那么即便抽签制能在一定时期内提高精英群体内部的多样性，也无法真正改变精英群体和大众群体在社会地位上的鸿沟。其次，主张意识形态之间的民主辩论或许存在对竞争性政治的美化。竞争性政治未必自发带来包容和共识，相反，包容和共识要求降低竞争的烈度，否则持不同意见的各方可能在主观主义中自缚手脚。现实中，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政治极化的趋势加强与政党碎片化日渐普遍等现象恰恰表明，政治场域的不同观点的竞争事实上加剧。而如果竞争的加剧已经为西方的民主传统与左翼的团结带来挑战，似乎没有理由轻易相信竞争的持续加剧就可以克服这些问题。

四、在现实与传统中发现平等的希望

尽管桑德尔与皮凯蒂所提出的再分配方案在可行性存在缺陷，也难以直接克服不平等的生成机制，但这些缺陷也提示了一条更有潜力的论证路径。如果说对平等的追求以及社群主义传统共同拒绝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人的抽象理解，那么当再分配的制度设计再次将人还原为需要通过平均资源或机会来实现其生活内在价值的存在时，便以违背初衷的姿态忽略了这些制度究竟服务于谁、依赖于何种社会关系与现实基础。这种矛盾不仅削弱了再分配方案的可行性，也可能在规范意义上背离其对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关切。进一步说，再分配当然可能为社群团结提供有利的物质条件，但问题在于，当这种团结坍缩为一种由理论家代为规定的均衡状态，它就无法蕴含社群团结实质需要的公共支持。由此可见，一种能够克服不平等问题的再分配方案，不仅需要增强人民的能动性，更应当源自政治公共性的实践，使平等与团结成为实践形成的社会关系，而非特定分配关系下的规范目标。因此，如果再分配意在真正从规范与现实层面一致地克服不平等问题，其设计与作用便不应止于结果层面的平均，而必须在人民的主动支持下，变革那些维持不平等现状的社会关系及其形成过程。

而将发挥人民的能动性作为再分配方案的实现动力，不仅能调和论证的矛盾，也使其主张更契合他们所延续的共和主义传统。承袭了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现代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批判，卢梭在论证社会契约的形成过程时，要求每个人都处于向全体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的平等地位，也主张订立社会契约实际上是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对自己只构成其中一部分的全体订约。而当全体个人结合形成的公共人格是主动的，这个公共人格便是不受那些不得违背的根本法律所约束的主权者。据此，要让公共人格在维护或建立一定社会秩序时表现出主动性，就需要共同体中构成公共人格的全体人民发挥能动性。

不过，熟悉卢梭作品的读者，或许又能从其论述中找到不必发挥人民主动性的理由。既然“服从公意只是迫使人自由”[3]，那么再分配方案只要得到公意承认就是应当实现的，无关人民自觉与否。然而，为什么要等待共同体成员一致利益的自然发生，而不能在既有方案之外主动探寻新的出路？人民作为臣民的一面服从于主权者一面来得到的自由，也许未必与人民主动寻求新的一致利益相矛盾。实际上，卢梭自己的论证似乎本就有支持发挥人民能动性与政治公共性的潜力：

“和平、团结、平等是政治上一切尔虞我诈的敌人……当我们看到全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那里，一群群的农民在橡树底下规划国家大事，而且总是处理得非常明智；这时候，我们能不鄙视其他那些以种种伎俩和玄虚使得自己声名远扬而又悲惨不堪的国家的精明吗？”[3]

也许有读者会认为，这不过是体现了卢梭主张小国寡民的倾向。但是，如果考虑到卢梭也为小国寡民之外的社会形式留下了论证空间，将其解读为卢梭对小国寡民的偏爱或许并不公允。相反，对于关心人的知识、拒绝不平等的恶果的卢梭来说，强调人民的能动性，才是对卢梭类似论述更连贯的解释。而在实践层面，这说明人民对再分配方案的主动参与，和卢梭的理论传统一脉相承。也就是说，对于改进皮凯蒂和桑德尔的再分配方案而言，强调人民主动性不仅要求制度保障民众自治，更要求团结人民并使其主动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所以，在论证再分配方案时，重新考虑如何团结人民、使人民主动参与其中，不仅可能使得两位学者的方案更具说服力，也更能体现两位学者所认可的讨论传统。

五、小结

在《平等》一书中，桑德尔和皮凯蒂的对谈最终使他们将克服不平等的希望置于再分配的方案上。但是，他们忽略了不平等问题的现实基础与其主张的实现条件，因而其再分配方案不仅没有动力改变现实的不平等问题，还会维系不平等的形成过程，因而无法真正解决不平等问题。对再分配方案实现动力的忽略，是桑德尔和皮凯蒂的再分配方案既希望回应现实问题又难以发挥实际作用的原因。团结人民、促使人民主动地克服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或许是实现两位学者所提出的再分配方案的条件，因为既得利益者没有理由抛弃自己的优势以及有利于维护这些优势的资本主义秩序。引入让人民自觉克服不平等问题的论证，也能真正合乎两位学者认可的讨论传统。在这一意义上，皮凯蒂和桑德尔的这场对谈与其说回答了原书名提出的问题，不如说是在邀请读者重新思考要同谁一道来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或许这本书引发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更多，但在这些未尽之处，更有可能应对复杂现实问题的出路将要被发现。

注释：

1、Nagel T. The problem of global justice[J]. & Pub. Aff., 2005, 33: 113.

2、MUNRO, KIRSTIN.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Bourgeois Family-Household"[J]. Science & Society, 2021, 85(2): 199-206.

3、[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0-22, 25, 117, 131.

3、[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0-22, 25, 117, 131.

一、引言

不平等带来的种种不幸，一方面不断被现代社会的批判者揭示，另一方面也持续由现代人承受。对个体而言，不平等意味着种族、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常常转化为区分其社会等级的依据。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既将各国的劳动力卷入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也由此塑造了不同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平等成为了一种有吸引力的价值追求。

《平等》英文书封

《平等：其含义及重要性》（Equality: What It Means and Why It Matters，下文简称《平等》）于2025年1月在Polity出版。本书记录了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2024年进行的一场对谈，并呈现了两位学者在理解平等问题时形成的共识与张力。虽然皮凯蒂与桑德尔都明确支持平等，但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他们关注的重心有所不同。桑德尔坚持社群主义，强调人们应当在共同体中彼此承担道德责任。他批判现代精英主义对失败者的羞辱，以及精英的傲慢对社会团结的破坏。相比之下，皮凯蒂更关心不平等的历史与现实，通过揭示财富分配集中、当代税收累进性下降的历史趋势，来分析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不过，在对谈中，两位学者通过再分配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案达成了共识。皮凯蒂希望通过完善各国税制、推动全球共同财政来优化收入分配，而桑德尔则主张以运气均等与社群团结为基础，实现政治权力的公正配置。直觉上，这类再分配方案似乎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平等的恶果：提高税收累进性可以缩小收入差距，而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也有助于实现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但是，这类方案的前提似乎始终是不平等的存在。也就是说，再分配看上去并不能克服不平等，而只能在其框架内进行调节不平等的结果。然而，对不平等的调节能否解决不平等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再分配对于追求平等而言是更可能且可欲的？

在《平等》一书中，皮凯蒂和桑德尔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平等在现代的意义、讨论它为何重要，进而从经济、政治和国际秩序三个层面提出应对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桑德尔和皮凯蒂最终将改善不平等的希望寄托于不同层次的再分配方案，既为读者提供了再分配方案的可能图景，也为反思再分配方案提供了分析材料。不过，他们的再分配方案如果真的用于解决不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其实现动力才能调和这一方案的内在矛盾。而将人民的能动性纳入对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中，或许既符合其理论传统，也有助于弥补论证缺陷。

二、从不平等问题到再分配方案

对谈伊始，皮凯蒂和桑德尔就在平等的重要性及其内涵上达成了共识。两位学者一致认为，平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平等会造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且这个结果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而平等的内容，则包括基本善（basic goods）的获取、政治参与和尊严的实现。其中，基本善是指人们无论身处何种社会地位都需要的东西，如权利、自由和自尊等。桑德尔就此进一步追问皮凯蒂平等的各项内容之间是否存在重叠。皮凯蒂认为，平等的内容是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代替的。这是因为，历史上，更加包容、带有平等主义色彩的社会经济制度不仅促进了经济繁荣，也有助于实现人的尊严。但是，面对不平等的现实问题，皮凯蒂指出了这些制度在当代所表现出的局限：一方面，教育资源对于人们获取基本善来说愈发重要，但这又与现实中不公正的教育系统相矛盾；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在历史上的成功也源于全球北方发展过程中对全球南方资源的攫取，而全球南方的发展将削弱全球北方国家的一贯优势。如果平等因其可以拒绝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而值得追求，那么面对不平等的现实与既有平等主义制度的局限，推进什么方案才有望实现平等呢？

第二章和第三章对通过再分配和去商品化实现平等的方案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桑德尔认为，皮凯蒂的论述中既体现了像提高税收累进性这样侧重于再分配的方案，也存在去商品化的潜在倾向，那么用哪种方式解决不平等问题更好呢？对此，皮凯蒂跳出思想实验的真空，认为20世纪美国教育的普及体现了去商品化的积极意义，而这又依赖于对富人采用更高的税率。所以，再分配方案可以促成去商品化的结果。又因为商品化逻辑塑造了优绩主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等现实的不平等问题，那么去商品化有望使人们更加关注教育、工作等活动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从而消解不平等的恶果。对“去商品化”的追求实际上体现了社会民主的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在当代却遇到了挑战。这种挑战直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公共服务供给没有随着需求的持续增长而扩张。同时，不充分的投票权显示出政治参与和民主水平依然不足。从全球范围看，社会民主的成功对全球南方的依赖也意味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将对社会民主造成威胁。所以，要真正克服不平等，就必须应对政治参与受限和全球南方兴起这两方面的挑战，进而改善再分配机制、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发挥去商品化的作用从而实现平等。由此，恢复社会民主传统以再分配缓解不平等的方案基本得以确立。

在随后的章节中，两位学者将收入再分配的方案延伸至政治与国际秩序层面，探讨如何克服相应的障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有利于提高民主水平，但是又遇到了精英政治、民粹主义和政治认同三个层面的问题。对此，两位学者也讨论了三个方面的解决方案。首先，精英政治会破坏社会的团结和平等，因而在高等学校入学名额分配与政治选举中借鉴抽签制，可以增加精英群体的多样性并削弱精英的傲慢。其次，两位学者都认为应当认识到民粹主义中有强调权力为底层人民行使与重塑民主实践的积极面向，因为民粹主义的负面意义实际上是对民主解放、民众自治的恐惧。最后，面对左翼力量在政治认同上的混乱，两位学者一致认为不同意识形态应该在民主的讨论中实现相互竞争。而且，考虑到左翼似乎未能就全球化下产业转移与失业问题给出有吸引力的主张，那么左翼或许应该通过强调爱国主义和社区参与来回应民众的诉求。

而在国际秩序层面，基于社会联邦主义（social federalism）实现全球范围的再分配机制被视作克服不平等问题的有效方案。其中，社会联邦主义意图在区域或跨国层面建立民主化的共同财政与再分配制度，用来对抗全球的资本逃逸问题及其不平等后果。这是因为，全球化过程的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既给资本外逃以避税的空间，又使政府能够以“留住资本”为由，合理化其在提高税收累进性上的不作为，而由此引起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又因难民的到来得到掩饰。同时，等待国际共识的形成是困难的，而如果全球北方无法与全球南方建立合作，地缘政治对手可能恶化全球北方国家的处境。所以，有必要通过普遍主权主义（universalist sovereignism）实现社会联邦主义的主张，即应当支持大国的单边行动来实现对全球资本的管制、推进对全球的共同累进税制进而促进国际合作。具体到以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的气候问题方面，皮凯蒂主张应该在建立社会联邦主义秩序的基础上，对各国资本征收重税，并将财政收入再分配给世界各国，以保障它们拥有推进绿色转型的资金。

三、皮凯蒂和桑德尔再分配方案的缺陷

（一）再分配方案缺乏可行性

两位学者的讨论最终指向三个层面的再分配方案，但这些方案都不具备充分的可行性。首先，经济和政治的再分配方案忽略了特定制度传统的实践有其物质基础。在经济层面，如果更累进的税收能够为公共服务提供充分的资金，就必须以充足的资本积累为前提，然而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并非服务于公共利益。这说明，具有平等主义色彩的再分配制度要求国家和政府对资本形成有力的控制。不幸的是，在政治层面的权力再分配方案同样不可行。抽签制虽然存在于雅典民主的传统，然而却未必能够取代现实政治过程的具体制度。因为现实的精英政治同样有宪法作为正当性象征，代议制民主也在形式上满足职位开放、机会公平的正当性要求，因而和抽签制一样有具有正当性上的吸引力。并且，这些现实的民主制度还依赖精英通过掌握社会资源和制度优势来维持，那么这些已经掌握权力的人，自然倾向于选择能够更有效地维持自身优势地位的政治参与机制，而不是突然凭良心选择抽签制。

全球层面的再分配方案则忽略了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实质地追求和维持社会联邦主义。两位学者认为，以大国单边行动促进国际合作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全球南方的崛起将会引发地缘政治的竞争，最终将成为对全球北方的压力。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全球北方国家同样可能主动压制全球南方的崛起以保护其既有利益，这在某些层面上甚至可以维护曾经有利于坚持社会民主传统的国际秩序。而即便皮凯蒂的方案能够被提上政治议程，满足于从资本家手中分一杯羹的工人贵族，或许也没有理由想要更大程度地削弱能给自己带来优于发展中国家工人利益的资本力量。而普遍主权主义与社会联邦主义的同情者或许会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对普遍主权的抵触，不过反而证明了全球治理需要更多在全球范围有强制力的制度。即便这些制度暂时不公，也可以等待各国在实践中改进这些制度、实现更公正的国际秩序。[1]然而，如果扩张民主和建立更强有力的全球制度已然产生矛盾，在有限主权的情况下尚且无法脱离帝国主义桎梏的全球南方国家，似乎只会在普遍主权主义下面临更严峻的发展挑战。

（二）以不平等为基础的再分配

上一小节表明，两位学者得出的再分配方案并不可行，而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论证，即便这些方案真的得以实现，再分配似乎也无法改变不平等问题。一方面，经济层面和全球范围的再分配方案，无法阻止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从一国内部看，累进性税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但是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再分配方案的支持者也许会说，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再分配促成了有利于实现经济平等的“福利国家”。然而，这种“平等”主要局限于男性工人群体，缺乏对妇女等群体的覆盖，从而维系了性别化的家庭结构，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结构，也服务于满足资本积累对社会稳定与家庭结构的要求。[2]因此，如果不改变维系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社会关系，福利制度实际上无法真正解决不平等问题，只能转移问题的焦点。

从全球范围看，即便通过限制资本流动或对富人征收重税来调节分配，也无法撼动发达国家控制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中国家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国际经济格局。诚然，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分配有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资金或资本。但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并非单纯的资金短缺，也无法靠补足资金来解决。不平等交换的存在，意味着各国需要培育自主发展、提高创造和利用经济剩余的能力，才能真正克服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制约。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表明，不改变资本主义秩序的再分配方案，未能触及经济与国际秩序不平等问题生成的内在动力，其实质效果注定有限。

另一方面，政治层面的再分配方案同样会维持不平等。首先，对精英的傲慢加以道德约束或许无法如桑德尔所希望那样有效。精英的傲慢以其在获取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为现实基础，如果不能改变其社会地位，社会反而可能基于德福相配的观念合法化精英特权的存在。与之类似，虽然一个更公正的教育体系有望缓解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但只要教育仍被用于区分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那么即便抽签制能在一定时期内提高精英群体内部的多样性，也无法真正改变精英群体和大众群体在社会地位上的鸿沟。其次，主张意识形态之间的民主辩论或许存在对竞争性政治的美化。竞争性政治未必自发带来包容和共识，相反，包容和共识要求降低竞争的烈度，否则持不同意见的各方可能在主观主义中自缚手脚。现实中，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政治极化的趋势加强与政党碎片化日渐普遍等现象恰恰表明，政治场域的不同观点的竞争事实上加剧。而如果竞争的加剧已经为西方的民主传统与左翼的团结带来挑战，似乎没有理由轻易相信竞争的持续加剧就可以克服这些问题。

四、在现实与传统中发现平等的希望

尽管桑德尔与皮凯蒂所提出的再分配方案在可行性存在缺陷，也难以直接克服不平等的生成机制，但这些缺陷也提示了一条更有潜力的论证路径。如果说对平等的追求以及社群主义传统共同拒绝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人的抽象理解，那么当再分配的制度设计再次将人还原为需要通过平均资源或机会来实现其生活内在价值的存在时，便以违背初衷的姿态忽略了这些制度究竟服务于谁、依赖于何种社会关系与现实基础。这种矛盾不仅削弱了再分配方案的可行性，也可能在规范意义上背离其对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关切。进一步说，再分配当然可能为社群团结提供有利的物质条件，但问题在于，当这种团结坍缩为一种由理论家代为规定的均衡状态，它就无法蕴含社群团结实质需要的公共支持。由此可见，一种能够克服不平等问题的再分配方案，不仅需要增强人民的能动性，更应当源自政治公共性的实践，使平等与团结成为实践形成的社会关系，而非特定分配关系下的规范目标。因此，如果再分配意在真正从规范与现实层面一致地克服不平等问题，其设计与作用便不应止于结果层面的平均，而必须在人民的主动支持下，变革那些维持不平等现状的社会关系及其形成过程。

而将发挥人民的能动性作为再分配方案的实现动力，不仅能调和论证的矛盾，也使其主张更契合他们所延续的共和主义传统。承袭了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现代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批判，卢梭在论证社会契约的形成过程时，要求每个人都处于向全体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的平等地位，也主张订立社会契约实际上是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对自己只构成其中一部分的全体订约。而当全体个人结合形成的公共人格是主动的，这个公共人格便是不受那些不得违背的根本法律所约束的主权者。据此，要让公共人格在维护或建立一定社会秩序时表现出主动性，就需要共同体中构成公共人格的全体人民发挥能动性。

不过，熟悉卢梭作品的读者，或许又能从其论述中找到不必发挥人民主动性的理由。既然“服从公意只是迫使人自由”[3]，那么再分配方案只要得到公意承认就是应当实现的，无关人民自觉与否。然而，为什么要等待共同体成员一致利益的自然发生，而不能在既有方案之外主动探寻新的出路？人民作为臣民的一面服从于主权者一面来得到的自由，也许未必与人民主动寻求新的一致利益相矛盾。实际上，卢梭自己的论证似乎本就有支持发挥人民能动性与政治公共性的潜力：

“和平、团结、平等是政治上一切尔虞我诈的敌人……当我们看到全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那里，一群群的农民在橡树底下规划国家大事，而且总是处理得非常明智；这时候，我们能不鄙视其他那些以种种伎俩和玄虚使得自己声名远扬而又悲惨不堪的国家的精明吗？”[3]

也许有读者会认为，这不过是体现了卢梭主张小国寡民的倾向。但是，如果考虑到卢梭也为小国寡民之外的社会形式留下了论证空间，将其解读为卢梭对小国寡民的偏爱或许并不公允。相反，对于关心人的知识、拒绝不平等的恶果的卢梭来说，强调人民的能动性，才是对卢梭类似论述更连贯的解释。而在实践层面，这说明人民对再分配方案的主动参与，和卢梭的理论传统一脉相承。也就是说，对于改进皮凯蒂和桑德尔的再分配方案而言，强调人民主动性不仅要求制度保障民众自治，更要求团结人民并使其主动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所以，在论证再分配方案时，重新考虑如何团结人民、使人民主动参与其中，不仅可能使得两位学者的方案更具说服力，也更能体现两位学者所认可的讨论传统。

五、小结

在《平等》一书中，桑德尔和皮凯蒂的对谈最终使他们将克服不平等的希望置于再分配的方案上。但是，他们忽略了不平等问题的现实基础与其主张的实现条件，因而其再分配方案不仅没有动力改变现实的不平等问题，还会维系不平等的形成过程，因而无法真正解决不平等问题。对再分配方案实现动力的忽略，是桑德尔和皮凯蒂的再分配方案既希望回应现实问题又难以发挥实际作用的原因。团结人民、促使人民主动地克服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或许是实现两位学者所提出的再分配方案的条件，因为既得利益者没有理由抛弃自己的优势以及有利于维护这些优势的资本主义秩序。引入让人民自觉克服不平等问题的论证，也能真正合乎两位学者认可的讨论传统。在这一意义上，皮凯蒂和桑德尔的这场对谈与其说回答了原书名提出的问题，不如说是在邀请读者重新思考要同谁一道来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或许这本书引发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更多，但在这些未尽之处，更有可能应对复杂现实问题的出路将要被发现。

注释：

1、Nagel T. The problem of global justice[J]. & Pub. Aff., 2005, 33: 113.

2、MUNRO, KIRSTIN.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Bourgeois Family-Household"[J]. Science & Society, 2021, 85(2): 199-206.

3、[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0-22, 25, 117, 131.

3、[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0-22, 25, 117, 131.

一、引言

不平等带来的种种不幸，一方面不断被现代社会的批判者揭示，另一方面也持续由现代人承受。对个体而言，不平等意味着种族、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常常转化为区分其社会等级的依据。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既将各国的劳动力卷入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也由此塑造了不同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平等成为了一种有吸引力的价值追求。

《平等》英文书封

《平等：其含义及重要性》（Equality: What It Means and Why It Matters，下文简称《平等》）于2025年1月在Polity出版。本书记录了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2024年进行的一场对谈，并呈现了两位学者在理解平等问题时形成的共识与张力。虽然皮凯蒂与桑德尔都明确支持平等，但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他们关注的重心有所不同。桑德尔坚持社群主义，强调人们应当在共同体中彼此承担道德责任。他批判现代精英主义对失败者的羞辱，以及精英的傲慢对社会团结的破坏。相比之下，皮凯蒂更关心不平等的历史与现实，通过揭示财富分配集中、当代税收累进性下降的历史趋势，来分析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不过，在对谈中，两位学者通过再分配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案达成了共识。皮凯蒂希望通过完善各国税制、推动全球共同财政来优化收入分配，而桑德尔则主张以运气均等与社群团结为基础，实现政治权力的公正配置。直觉上，这类再分配方案似乎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平等的恶果：提高税收累进性可以缩小收入差距，而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也有助于实现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但是，这类方案的前提似乎始终是不平等的存在。也就是说，再分配看上去并不能克服不平等，而只能在其框架内进行调节不平等的结果。然而，对不平等的调节能否解决不平等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再分配对于追求平等而言是更可能且可欲的？

在《平等》一书中，皮凯蒂和桑德尔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平等在现代的意义、讨论它为何重要，进而从经济、政治和国际秩序三个层面提出应对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桑德尔和皮凯蒂最终将改善不平等的希望寄托于不同层次的再分配方案，既为读者提供了再分配方案的可能图景，也为反思再分配方案提供了分析材料。不过，他们的再分配方案如果真的用于解决不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其实现动力才能调和这一方案的内在矛盾。而将人民的能动性纳入对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中，或许既符合其理论传统，也有助于弥补论证缺陷。

二、从不平等问题到再分配方案

对谈伊始，皮凯蒂和桑德尔就在平等的重要性及其内涵上达成了共识。两位学者一致认为，平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平等会造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且这个结果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而平等的内容，则包括基本善（basic goods）的获取、政治参与和尊严的实现。其中，基本善是指人们无论身处何种社会地位都需要的东西，如权利、自由和自尊等。桑德尔就此进一步追问皮凯蒂平等的各项内容之间是否存在重叠。皮凯蒂认为，平等的内容是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代替的。这是因为，历史上，更加包容、带有平等主义色彩的社会经济制度不仅促进了经济繁荣，也有助于实现人的尊严。但是，面对不平等的现实问题，皮凯蒂指出了这些制度在当代所表现出的局限：一方面，教育资源对于人们获取基本善来说愈发重要，但这又与现实中不公正的教育系统相矛盾；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在历史上的成功也源于全球北方发展过程中对全球南方资源的攫取，而全球南方的发展将削弱全球北方国家的一贯优势。如果平等因其可以拒绝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而值得追求，那么面对不平等的现实与既有平等主义制度的局限，推进什么方案才有望实现平等呢？

第二章和第三章对通过再分配和去商品化实现平等的方案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桑德尔认为，皮凯蒂的论述中既体现了像提高税收累进性这样侧重于再分配的方案，也存在去商品化的潜在倾向，那么用哪种方式解决不平等问题更好呢？对此，皮凯蒂跳出思想实验的真空，认为20世纪美国教育的普及体现了去商品化的积极意义，而这又依赖于对富人采用更高的税率。所以，再分配方案可以促成去商品化的结果。又因为商品化逻辑塑造了优绩主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等现实的不平等问题，那么去商品化有望使人们更加关注教育、工作等活动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从而消解不平等的恶果。对“去商品化”的追求实际上体现了社会民主的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在当代却遇到了挑战。这种挑战直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公共服务供给没有随着需求的持续增长而扩张。同时，不充分的投票权显示出政治参与和民主水平依然不足。从全球范围看，社会民主的成功对全球南方的依赖也意味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将对社会民主造成威胁。所以，要真正克服不平等，就必须应对政治参与受限和全球南方兴起这两方面的挑战，进而改善再分配机制、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发挥去商品化的作用从而实现平等。由此，恢复社会民主传统以再分配缓解不平等的方案基本得以确立。

在随后的章节中，两位学者将收入再分配的方案延伸至政治与国际秩序层面，探讨如何克服相应的障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有利于提高民主水平，但是又遇到了精英政治、民粹主义和政治认同三个层面的问题。对此，两位学者也讨论了三个方面的解决方案。首先，精英政治会破坏社会的团结和平等，因而在高等学校入学名额分配与政治选举中借鉴抽签制，可以增加精英群体的多样性并削弱精英的傲慢。其次，两位学者都认为应当认识到民粹主义中有强调权力为底层人民行使与重塑民主实践的积极面向，因为民粹主义的负面意义实际上是对民主解放、民众自治的恐惧。最后，面对左翼力量在政治认同上的混乱，两位学者一致认为不同意识形态应该在民主的讨论中实现相互竞争。而且，考虑到左翼似乎未能就全球化下产业转移与失业问题给出有吸引力的主张，那么左翼或许应该通过强调爱国主义和社区参与来回应民众的诉求。

而在国际秩序层面，基于社会联邦主义（social federalism）实现全球范围的再分配机制被视作克服不平等问题的有效方案。其中，社会联邦主义意图在区域或跨国层面建立民主化的共同财政与再分配制度，用来对抗全球的资本逃逸问题及其不平等后果。这是因为，全球化过程的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既给资本外逃以避税的空间，又使政府能够以“留住资本”为由，合理化其在提高税收累进性上的不作为，而由此引起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又因难民的到来得到掩饰。同时，等待国际共识的形成是困难的，而如果全球北方无法与全球南方建立合作，地缘政治对手可能恶化全球北方国家的处境。所以，有必要通过普遍主权主义（universalist sovereignism）实现社会联邦主义的主张，即应当支持大国的单边行动来实现对全球资本的管制、推进对全球的共同累进税制进而促进国际合作。具体到以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的气候问题方面，皮凯蒂主张应该在建立社会联邦主义秩序的基础上，对各国资本征收重税，并将财政收入再分配给世界各国，以保障它们拥有推进绿色转型的资金。

三、皮凯蒂和桑德尔再分配方案的缺陷

（一）再分配方案缺乏可行性

两位学者的讨论最终指向三个层面的再分配方案，但这些方案都不具备充分的可行性。首先，经济和政治的再分配方案忽略了特定制度传统的实践有其物质基础。在经济层面，如果更累进的税收能够为公共服务提供充分的资金，就必须以充足的资本积累为前提，然而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并非服务于公共利益。这说明，具有平等主义色彩的再分配制度要求国家和政府对资本形成有力的控制。不幸的是，在政治层面的权力再分配方案同样不可行。抽签制虽然存在于雅典民主的传统，然而却未必能够取代现实政治过程的具体制度。因为现实的精英政治同样有宪法作为正当性象征，代议制民主也在形式上满足职位开放、机会公平的正当性要求，因而和抽签制一样有具有正当性上的吸引力。并且，这些现实的民主制度还依赖精英通过掌握社会资源和制度优势来维持，那么这些已经掌握权力的人，自然倾向于选择能够更有效地维持自身优势地位的政治参与机制，而不是突然凭良心选择抽签制。

全球层面的再分配方案则忽略了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实质地追求和维持社会联邦主义。两位学者认为，以大国单边行动促进国际合作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全球南方的崛起将会引发地缘政治的竞争，最终将成为对全球北方的压力。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全球北方国家同样可能主动压制全球南方的崛起以保护其既有利益，这在某些层面上甚至可以维护曾经有利于坚持社会民主传统的国际秩序。而即便皮凯蒂的方案能够被提上政治议程，满足于从资本家手中分一杯羹的工人贵族，或许也没有理由想要更大程度地削弱能给自己带来优于发展中国家工人利益的资本力量。而普遍主权主义与社会联邦主义的同情者或许会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对普遍主权的抵触，不过反而证明了全球治理需要更多在全球范围有强制力的制度。即便这些制度暂时不公，也可以等待各国在实践中改进这些制度、实现更公正的国际秩序。[1]然而，如果扩张民主和建立更强有力的全球制度已然产生矛盾，在有限主权的情况下尚且无法脱离帝国主义桎梏的全球南方国家，似乎只会在普遍主权主义下面临更严峻的发展挑战。

（二）以不平等为基础的再分配

上一小节表明，两位学者得出的再分配方案并不可行，而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论证，即便这些方案真的得以实现，再分配似乎也无法改变不平等问题。一方面，经济层面和全球范围的再分配方案，无法阻止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从一国内部看，累进性税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但是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再分配方案的支持者也许会说，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再分配促成了有利于实现经济平等的“福利国家”。然而，这种“平等”主要局限于男性工人群体，缺乏对妇女等群体的覆盖，从而维系了性别化的家庭结构，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结构，也服务于满足资本积累对社会稳定与家庭结构的要求。[2]因此，如果不改变维系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社会关系，福利制度实际上无法真正解决不平等问题，只能转移问题的焦点。

从全球范围看，即便通过限制资本流动或对富人征收重税来调节分配，也无法撼动发达国家控制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中国家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国际经济格局。诚然，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分配有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资金或资本。但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并非单纯的资金短缺，也无法靠补足资金来解决。不平等交换的存在，意味着各国需要培育自主发展、提高创造和利用经济剩余的能力，才能真正克服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制约。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表明，不改变资本主义秩序的再分配方案，未能触及经济与国际秩序不平等问题生成的内在动力，其实质效果注定有限。

另一方面，政治层面的再分配方案同样会维持不平等。首先，对精英的傲慢加以道德约束或许无法如桑德尔所希望那样有效。精英的傲慢以其在获取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为现实基础，如果不能改变其社会地位，社会反而可能基于德福相配的观念合法化精英特权的存在。与之类似，虽然一个更公正的教育体系有望缓解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但只要教育仍被用于区分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那么即便抽签制能在一定时期内提高精英群体内部的多样性，也无法真正改变精英群体和大众群体在社会地位上的鸿沟。其次，主张意识形态之间的民主辩论或许存在对竞争性政治的美化。竞争性政治未必自发带来包容和共识，相反，包容和共识要求降低竞争的烈度，否则持不同意见的各方可能在主观主义中自缚手脚。现实中，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政治极化的趋势加强与政党碎片化日渐普遍等现象恰恰表明，政治场域的不同观点的竞争事实上加剧。而如果竞争的加剧已经为西方的民主传统与左翼的团结带来挑战，似乎没有理由轻易相信竞争的持续加剧就可以克服这些问题。

四、在现实与传统中发现平等的希望

尽管桑德尔与皮凯蒂所提出的再分配方案在可行性存在缺陷，也难以直接克服不平等的生成机制，但这些缺陷也提示了一条更有潜力的论证路径。如果说对平等的追求以及社群主义传统共同拒绝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人的抽象理解，那么当再分配的制度设计再次将人还原为需要通过平均资源或机会来实现其生活内在价值的存在时，便以违背初衷的姿态忽略了这些制度究竟服务于谁、依赖于何种社会关系与现实基础。这种矛盾不仅削弱了再分配方案的可行性，也可能在规范意义上背离其对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关切。进一步说，再分配当然可能为社群团结提供有利的物质条件，但问题在于，当这种团结坍缩为一种由理论家代为规定的均衡状态，它就无法蕴含社群团结实质需要的公共支持。由此可见，一种能够克服不平等问题的再分配方案，不仅需要增强人民的能动性，更应当源自政治公共性的实践，使平等与团结成为实践形成的社会关系，而非特定分配关系下的规范目标。因此，如果再分配意在真正从规范与现实层面一致地克服不平等问题，其设计与作用便不应止于结果层面的平均，而必须在人民的主动支持下，变革那些维持不平等现状的社会关系及其形成过程。

而将发挥人民的能动性作为再分配方案的实现动力，不仅能调和论证的矛盾，也使其主张更契合他们所延续的共和主义传统。承袭了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现代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批判，卢梭在论证社会契约的形成过程时，要求每个人都处于向全体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的平等地位，也主张订立社会契约实际上是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对自己只构成其中一部分的全体订约。而当全体个人结合形成的公共人格是主动的，这个公共人格便是不受那些不得违背的根本法律所约束的主权者。据此，要让公共人格在维护或建立一定社会秩序时表现出主动性，就需要共同体中构成公共人格的全体人民发挥能动性。

不过，熟悉卢梭作品的读者，或许又能从其论述中找到不必发挥人民主动性的理由。既然“服从公意只是迫使人自由”[3]，那么再分配方案只要得到公意承认就是应当实现的，无关人民自觉与否。然而，为什么要等待共同体成员一致利益的自然发生，而不能在既有方案之外主动探寻新的出路？人民作为臣民的一面服从于主权者一面来得到的自由，也许未必与人民主动寻求新的一致利益相矛盾。实际上，卢梭自己的论证似乎本就有支持发挥人民能动性与政治公共性的潜力：

“和平、团结、平等是政治上一切尔虞我诈的敌人……当我们看到全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那里，一群群的农民在橡树底下规划国家大事，而且总是处理得非常明智；这时候，我们能不鄙视其他那些以种种伎俩和玄虚使得自己声名远扬而又悲惨不堪的国家的精明吗？”[3]

也许有读者会认为，这不过是体现了卢梭主张小国寡民的倾向。但是，如果考虑到卢梭也为小国寡民之外的社会形式留下了论证空间，将其解读为卢梭对小国寡民的偏爱或许并不公允。相反，对于关心人的知识、拒绝不平等的恶果的卢梭来说，强调人民的能动性，才是对卢梭类似论述更连贯的解释。而在实践层面，这说明人民对再分配方案的主动参与，和卢梭的理论传统一脉相承。也就是说，对于改进皮凯蒂和桑德尔的再分配方案而言，强调人民主动性不仅要求制度保障民众自治，更要求团结人民并使其主动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所以，在论证再分配方案时，重新考虑如何团结人民、使人民主动参与其中，不仅可能使得两位学者的方案更具说服力，也更能体现两位学者所认可的讨论传统。

五、小结

在《平等》一书中，桑德尔和皮凯蒂的对谈最终使他们将克服不平等的希望置于再分配的方案上。但是，他们忽略了不平等问题的现实基础与其主张的实现条件，因而其再分配方案不仅没有动力改变现实的不平等问题，还会维系不平等的形成过程，因而无法真正解决不平等问题。对再分配方案实现动力的忽略，是桑德尔和皮凯蒂的再分配方案既希望回应现实问题又难以发挥实际作用的原因。团结人民、促使人民主动地克服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或许是实现两位学者所提出的再分配方案的条件，因为既得利益者没有理由抛弃自己的优势以及有利于维护这些优势的资本主义秩序。引入让人民自觉克服不平等问题的论证，也能真正合乎两位学者认可的讨论传统。在这一意义上，皮凯蒂和桑德尔的这场对谈与其说回答了原书名提出的问题，不如说是在邀请读者重新思考要同谁一道来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或许这本书引发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更多，但在这些未尽之处，更有可能应对复杂现实问题的出路将要被发现。

注释：

1、Nagel T. The problem of global justice[J]. & Pub. Aff., 2005, 33: 113.

2、MUNRO, KIRSTIN.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Bourgeois Family-Household"[J]. Science & Society, 2021, 85(2): 199-206.

3、[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0-22, 25, 117, 131.

3、[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0-22, 25, 117, 131.

一、引言

不平等带来的种种不幸，一方面不断被现代社会的批判者揭示，另一方面也持续由现代人承受。对个体而言，不平等意味着种族、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常常转化为区分其社会等级的依据。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既将各国的劳动力卷入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也由此塑造了不同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平等成为了一种有吸引力的价值追求。

《平等》英文书封

《平等：其含义及重要性》（Equality: What It Means and Why It Matters，下文简称《平等》）于2025年1月在Polity出版。本书记录了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2024年进行的一场对谈，并呈现了两位学者在理解平等问题时形成的共识与张力。虽然皮凯蒂与桑德尔都明确支持平等，但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他们关注的重心有所不同。桑德尔坚持社群主义，强调人们应当在共同体中彼此承担道德责任。他批判现代精英主义对失败者的羞辱，以及精英的傲慢对社会团结的破坏。相比之下，皮凯蒂更关心不平等的历史与现实，通过揭示财富分配集中、当代税收累进性下降的历史趋势，来分析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不过，在对谈中，两位学者通过再分配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案达成了共识。皮凯蒂希望通过完善各国税制、推动全球共同财政来优化收入分配，而桑德尔则主张以运气均等与社群团结为基础，实现政治权力的公正配置。直觉上，这类再分配方案似乎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平等的恶果：提高税收累进性可以缩小收入差距，而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也有助于实现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但是，这类方案的前提似乎始终是不平等的存在。也就是说，再分配看上去并不能克服不平等，而只能在其框架内进行调节不平等的结果。然而，对不平等的调节能否解决不平等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再分配对于追求平等而言是更可能且可欲的？

在《平等》一书中，皮凯蒂和桑德尔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平等在现代的意义、讨论它为何重要，进而从经济、政治和国际秩序三个层面提出应对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桑德尔和皮凯蒂最终将改善不平等的希望寄托于不同层次的再分配方案，既为读者提供了再分配方案的可能图景，也为反思再分配方案提供了分析材料。不过，他们的再分配方案如果真的用于解决不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其实现动力才能调和这一方案的内在矛盾。而将人民的能动性纳入对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中，或许既符合其理论传统，也有助于弥补论证缺陷。

二、从不平等问题到再分配方案

对谈伊始，皮凯蒂和桑德尔就在平等的重要性及其内涵上达成了共识。两位学者一致认为，平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平等会造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且这个结果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而平等的内容，则包括基本善（basic goods）的获取、政治参与和尊严的实现。其中，基本善是指人们无论身处何种社会地位都需要的东西，如权利、自由和自尊等。桑德尔就此进一步追问皮凯蒂平等的各项内容之间是否存在重叠。皮凯蒂认为，平等的内容是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代替的。这是因为，历史上，更加包容、带有平等主义色彩的社会经济制度不仅促进了经济繁荣，也有助于实现人的尊严。但是，面对不平等的现实问题，皮凯蒂指出了这些制度在当代所表现出的局限：一方面，教育资源对于人们获取基本善来说愈发重要，但这又与现实中不公正的教育系统相矛盾；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在历史上的成功也源于全球北方发展过程中对全球南方资源的攫取，而全球南方的发展将削弱全球北方国家的一贯优势。如果平等因其可以拒绝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而值得追求，那么面对不平等的现实与既有平等主义制度的局限，推进什么方案才有望实现平等呢？

第二章和第三章对通过再分配和去商品化实现平等的方案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桑德尔认为，皮凯蒂的论述中既体现了像提高税收累进性这样侧重于再分配的方案，也存在去商品化的潜在倾向，那么用哪种方式解决不平等问题更好呢？对此，皮凯蒂跳出思想实验的真空，认为20世纪美国教育的普及体现了去商品化的积极意义，而这又依赖于对富人采用更高的税率。所以，再分配方案可以促成去商品化的结果。又因为商品化逻辑塑造了优绩主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等现实的不平等问题，那么去商品化有望使人们更加关注教育、工作等活动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从而消解不平等的恶果。对“去商品化”的追求实际上体现了社会民主的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在当代却遇到了挑战。这种挑战直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公共服务供给没有随着需求的持续增长而扩张。同时，不充分的投票权显示出政治参与和民主水平依然不足。从全球范围看，社会民主的成功对全球南方的依赖也意味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将对社会民主造成威胁。所以，要真正克服不平等，就必须应对政治参与受限和全球南方兴起这两方面的挑战，进而改善再分配机制、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发挥去商品化的作用从而实现平等。由此，恢复社会民主传统以再分配缓解不平等的方案基本得以确立。

在随后的章节中，两位学者将收入再分配的方案延伸至政治与国际秩序层面，探讨如何克服相应的障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有利于提高民主水平，但是又遇到了精英政治、民粹主义和政治认同三个层面的问题。对此，两位学者也讨论了三个方面的解决方案。首先，精英政治会破坏社会的团结和平等，因而在高等学校入学名额分配与政治选举中借鉴抽签制，可以增加精英群体的多样性并削弱精英的傲慢。其次，两位学者都认为应当认识到民粹主义中有强调权力为底层人民行使与重塑民主实践的积极面向，因为民粹主义的负面意义实际上是对民主解放、民众自治的恐惧。最后，面对左翼力量在政治认同上的混乱，两位学者一致认为不同意识形态应该在民主的讨论中实现相互竞争。而且，考虑到左翼似乎未能就全球化下产业转移与失业问题给出有吸引力的主张，那么左翼或许应该通过强调爱国主义和社区参与来回应民众的诉求。

而在国际秩序层面，基于社会联邦主义（social federalism）实现全球范围的再分配机制被视作克服不平等问题的有效方案。其中，社会联邦主义意图在区域或跨国层面建立民主化的共同财政与再分配制度，用来对抗全球的资本逃逸问题及其不平等后果。这是因为，全球化过程的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既给资本外逃以避税的空间，又使政府能够以“留住资本”为由，合理化其在提高税收累进性上的不作为，而由此引起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又因难民的到来得到掩饰。同时，等待国际共识的形成是困难的，而如果全球北方无法与全球南方建立合作，地缘政治对手可能恶化全球北方国家的处境。所以，有必要通过普遍主权主义（universalist sovereignism）实现社会联邦主义的主张，即应当支持大国的单边行动来实现对全球资本的管制、推进对全球的共同累进税制进而促进国际合作。具体到以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的气候问题方面，皮凯蒂主张应该在建立社会联邦主义秩序的基础上，对各国资本征收重税，并将财政收入再分配给世界各国，以保障它们拥有推进绿色转型的资金。

三、皮凯蒂和桑德尔再分配方案的缺陷

（一）再分配方案缺乏可行性

两位学者的讨论最终指向三个层面的再分配方案，但这些方案都不具备充分的可行性。首先，经济和政治的再分配方案忽略了特定制度传统的实践有其物质基础。在经济层面，如果更累进的税收能够为公共服务提供充分的资金，就必须以充足的资本积累为前提，然而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并非服务于公共利益。这说明，具有平等主义色彩的再分配制度要求国家和政府对资本形成有力的控制。不幸的是，在政治层面的权力再分配方案同样不可行。抽签制虽然存在于雅典民主的传统，然而却未必能够取代现实政治过程的具体制度。因为现实的精英政治同样有宪法作为正当性象征，代议制民主也在形式上满足职位开放、机会公平的正当性要求，因而和抽签制一样有具有正当性上的吸引力。并且，这些现实的民主制度还依赖精英通过掌握社会资源和制度优势来维持，那么这些已经掌握权力的人，自然倾向于选择能够更有效地维持自身优势地位的政治参与机制，而不是突然凭良心选择抽签制。

全球层面的再分配方案则忽略了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实质地追求和维持社会联邦主义。两位学者认为，以大国单边行动促进国际合作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全球南方的崛起将会引发地缘政治的竞争，最终将成为对全球北方的压力。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全球北方国家同样可能主动压制全球南方的崛起以保护其既有利益，这在某些层面上甚至可以维护曾经有利于坚持社会民主传统的国际秩序。而即便皮凯蒂的方案能够被提上政治议程，满足于从资本家手中分一杯羹的工人贵族，或许也没有理由想要更大程度地削弱能给自己带来优于发展中国家工人利益的资本力量。而普遍主权主义与社会联邦主义的同情者或许会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对普遍主权的抵触，不过反而证明了全球治理需要更多在全球范围有强制力的制度。即便这些制度暂时不公，也可以等待各国在实践中改进这些制度、实现更公正的国际秩序。[1]然而，如果扩张民主和建立更强有力的全球制度已然产生矛盾，在有限主权的情况下尚且无法脱离帝国主义桎梏的全球南方国家，似乎只会在普遍主权主义下面临更严峻的发展挑战。

（二）以不平等为基础的再分配

上一小节表明，两位学者得出的再分配方案并不可行，而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论证，即便这些方案真的得以实现，再分配似乎也无法改变不平等问题。一方面，经济层面和全球范围的再分配方案，无法阻止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从一国内部看，累进性税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但是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再分配方案的支持者也许会说，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再分配促成了有利于实现经济平等的“福利国家”。然而，这种“平等”主要局限于男性工人群体，缺乏对妇女等群体的覆盖，从而维系了性别化的家庭结构，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结构，也服务于满足资本积累对社会稳定与家庭结构的要求。[2]因此，如果不改变维系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社会关系，福利制度实际上无法真正解决不平等问题，只能转移问题的焦点。

从全球范围看，即便通过限制资本流动或对富人征收重税来调节分配，也无法撼动发达国家控制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中国家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国际经济格局。诚然，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分配有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资金或资本。但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并非单纯的资金短缺，也无法靠补足资金来解决。不平等交换的存在，意味着各国需要培育自主发展、提高创造和利用经济剩余的能力，才能真正克服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制约。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表明，不改变资本主义秩序的再分配方案，未能触及经济与国际秩序不平等问题生成的内在动力，其实质效果注定有限。

另一方面，政治层面的再分配方案同样会维持不平等。首先，对精英的傲慢加以道德约束或许无法如桑德尔所希望那样有效。精英的傲慢以其在获取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为现实基础，如果不能改变其社会地位，社会反而可能基于德福相配的观念合法化精英特权的存在。与之类似，虽然一个更公正的教育体系有望缓解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但只要教育仍被用于区分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那么即便抽签制能在一定时期内提高精英群体内部的多样性，也无法真正改变精英群体和大众群体在社会地位上的鸿沟。其次，主张意识形态之间的民主辩论或许存在对竞争性政治的美化。竞争性政治未必自发带来包容和共识，相反，包容和共识要求降低竞争的烈度，否则持不同意见的各方可能在主观主义中自缚手脚。现实中，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政治极化的趋势加强与政党碎片化日渐普遍等现象恰恰表明，政治场域的不同观点的竞争事实上加剧。而如果竞争的加剧已经为西方的民主传统与左翼的团结带来挑战，似乎没有理由轻易相信竞争的持续加剧就可以克服这些问题。

四、在现实与传统中发现平等的希望

尽管桑德尔与皮凯蒂所提出的再分配方案在可行性存在缺陷，也难以直接克服不平等的生成机制，但这些缺陷也提示了一条更有潜力的论证路径。如果说对平等的追求以及社群主义传统共同拒绝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人的抽象理解，那么当再分配的制度设计再次将人还原为需要通过平均资源或机会来实现其生活内在价值的存在时，便以违背初衷的姿态忽略了这些制度究竟服务于谁、依赖于何种社会关系与现实基础。这种矛盾不仅削弱了再分配方案的可行性，也可能在规范意义上背离其对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关切。进一步说，再分配当然可能为社群团结提供有利的物质条件，但问题在于，当这种团结坍缩为一种由理论家代为规定的均衡状态，它就无法蕴含社群团结实质需要的公共支持。由此可见，一种能够克服不平等问题的再分配方案，不仅需要增强人民的能动性，更应当源自政治公共性的实践，使平等与团结成为实践形成的社会关系，而非特定分配关系下的规范目标。因此，如果再分配意在真正从规范与现实层面一致地克服不平等问题，其设计与作用便不应止于结果层面的平均，而必须在人民的主动支持下，变革那些维持不平等现状的社会关系及其形成过程。

而将发挥人民的能动性作为再分配方案的实现动力，不仅能调和论证的矛盾，也使其主张更契合他们所延续的共和主义传统。承袭了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现代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批判，卢梭在论证社会契约的形成过程时，要求每个人都处于向全体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的平等地位，也主张订立社会契约实际上是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对自己只构成其中一部分的全体订约。而当全体个人结合形成的公共人格是主动的，这个公共人格便是不受那些不得违背的根本法律所约束的主权者。据此，要让公共人格在维护或建立一定社会秩序时表现出主动性，就需要共同体中构成公共人格的全体人民发挥能动性。

不过，熟悉卢梭作品的读者，或许又能从其论述中找到不必发挥人民主动性的理由。既然“服从公意只是迫使人自由”[3]，那么再分配方案只要得到公意承认就是应当实现的，无关人民自觉与否。然而，为什么要等待共同体成员一致利益的自然发生，而不能在既有方案之外主动探寻新的出路？人民作为臣民的一面服从于主权者一面来得到的自由，也许未必与人民主动寻求新的一致利益相矛盾。实际上，卢梭自己的论证似乎本就有支持发挥人民能动性与政治公共性的潜力：

“和平、团结、平等是政治上一切尔虞我诈的敌人……当我们看到全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那里，一群群的农民在橡树底下规划国家大事，而且总是处理得非常明智；这时候，我们能不鄙视其他那些以种种伎俩和玄虚使得自己声名远扬而又悲惨不堪的国家的精明吗？”[3]

也许有读者会认为，这不过是体现了卢梭主张小国寡民的倾向。但是，如果考虑到卢梭也为小国寡民之外的社会形式留下了论证空间，将其解读为卢梭对小国寡民的偏爱或许并不公允。相反，对于关心人的知识、拒绝不平等的恶果的卢梭来说，强调人民的能动性，才是对卢梭类似论述更连贯的解释。而在实践层面，这说明人民对再分配方案的主动参与，和卢梭的理论传统一脉相承。也就是说，对于改进皮凯蒂和桑德尔的再分配方案而言，强调人民主动性不仅要求制度保障民众自治，更要求团结人民并使其主动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所以，在论证再分配方案时，重新考虑如何团结人民、使人民主动参与其中，不仅可能使得两位学者的方案更具说服力，也更能体现两位学者所认可的讨论传统。

五、小结

在《平等》一书中，桑德尔和皮凯蒂的对谈最终使他们将克服不平等的希望置于再分配的方案上。但是，他们忽略了不平等问题的现实基础与其主张的实现条件，因而其再分配方案不仅没有动力改变现实的不平等问题，还会维系不平等的形成过程，因而无法真正解决不平等问题。对再分配方案实现动力的忽略，是桑德尔和皮凯蒂的再分配方案既希望回应现实问题又难以发挥实际作用的原因。团结人民、促使人民主动地克服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或许是实现两位学者所提出的再分配方案的条件，因为既得利益者没有理由抛弃自己的优势以及有利于维护这些优势的资本主义秩序。引入让人民自觉克服不平等问题的论证，也能真正合乎两位学者认可的讨论传统。在这一意义上，皮凯蒂和桑德尔的这场对谈与其说回答了原书名提出的问题，不如说是在邀请读者重新思考要同谁一道来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或许这本书引发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更多，但在这些未尽之处，更有可能应对复杂现实问题的出路将要被发现。

注释：

1、Nagel T. The problem of global justice[J]. & Pub. Aff., 2005, 33: 113.

2、MUNRO, KIRSTIN.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Bourgeois Family-Household"[J]. Science & Society, 2021, 85(2): 199-206.

3、[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0-22, 25, 117, 131.